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1982年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2007年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2009年获首届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荣 誉称号，是中国最重要的高校教材和学术著作出版基地之一。 人大出版社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的综合优势，始终高扬人文社会科学的旗帜，秉承“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的出版理念，实施精品战略，以优秀的出版物传播先进文化，年出书3000余种，发行码洋近10亿。建社60年来，人大出版社已累计出书万余种，出版了一大批具有文化传播、文化累积价值的优秀教材和学术著作。 新世纪以来，人大出版社继续实施新的发展战略，以体制改革为契机，把出版工作同我国教育事业、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不断创新机制，着力培养核心竞争力，形成了鲜明的出版特色，成为图书、音像、电子、网络和数字出版物等多种媒体兼营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

1历史沿革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从1950年至今，国家历次确立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均位居其中。

学校是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直属于教育部，由教育部与北京市共建的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学校拥有17名第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和学科评议组成员，有14名教授入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人数居全国高校前列。[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5年，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成立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50年来，人大出版社始终以促进我国教育、文化事业发展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献。1982年人大出版社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是中国高校教材、学术著作出版最重要的基地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的综合优势，团结全国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高扬人文社会科学的旗帜，秉承“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的理念，大力实施精品战略，以优秀的出版物传播先进文化。建社50多年来，累计出版图书一万余种，出版了一大批具有文化积累与文化传播价值的优秀教材和学术著作，涵盖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行政学、人口学、环境学、新闻学、档案学、财政学、金融学、管理学、会计学、商品学、历史学、语言文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艺术以及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等。其中许多教材多次再版，一些教材发行数量高达数十万册以至数百万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不断强化选题策划意识、市场意识，着力培育核心竞争力。全体同仁精诚团结，开拓进取，把出版工作同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我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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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进步紧密结合，形成了人大出版社鲜明的出版特色和巨大的品牌价值，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出版领域的排头兵。2007年，人大出版社出版图书2000余种,发行码洋6亿多元。经过长期的积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发展成为具有图书、期刊、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物等多媒体兼营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

2发展进程

1950-1955年，人大出版社的前身是1950年2月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处。1952年8月，出版处改称出版科。1953年9月，学校研究部所属的出版科、印刷厂、出纳组、油印股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教材出版处（地点在鼓楼西大石桥28号拈花寺），负责学校教材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成为一个完整的出版机构，不过它还只是学校的内部出版机构，不能对外公开发行教材。当时，全国对人大教材的需求量庞大，教材出版处出纳组的发行力量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就为此建立了一个教材供应组，专门发行人大的教材，教材出版处把书批发给它，由它配送至全国各省、自治区分支机构。

成立出版社的契机源于1954年3月12—21日高等教育部隆重召开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与会人员是全国各高等院校的校长，还有主管教学工作的负责人，会议主要由胡锡奎副校长代表人民大学介绍本校贯彻中央关于 “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教育方针的情况和经验。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的杨秀峰同志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要求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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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推广人民大学的经验。会后，各部委和各地方兄弟院校纷纷来信要求人民大学提供教材。当时的教材出版处由于规模小不能完成这一任务，所以高等教育部就提出由人民大学推荐一批教材公开出版。当时学校研究部请苏联专家推荐了81种，后又压缩至22种，这22种由高等教育部分到当时北京的几家出版社来出版。但是，这22种书中，最初只有《统计学原理》、《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程》两本在使用了教材出版处原来铅印教材的纸型，仅更换了封面的情况下公开出版了，其他的大部分教材都未能正式出版。这件事给了教材出版处的同志很大的启发，教材出版处的陈维雄（时任教材出版处副主任）与齐振之（时任教材出版处副主任）、王颖（时任教材出版处办公室业务秘书）等同志一起商量，一致的看法是，既然社会上对人民大学的教材有大量的需求，而教材出版处又有能力出书，只是不能公开出版、发行，那么建立出版社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最佳途径，于是向学校研究部副部长张腾霄同志作了汇报。在张腾霄副部长的支持下，教材出版处写了一个建立出版社的报告呈递校长。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是中共“五老”之一——吴玉章同志。吴老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一位以毕生心血为党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的著名教育家，是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吴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和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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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17年间，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奉献了宝贵的精力和才智。吴老对学校的教材建设十分关心和重视，建校初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组建了教材出版委员会。建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能够出版社会急需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意义深远。在吴老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建立人大出版社的报告很快就得到教育部、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批准。

1955年4月29日，吴玉章校长发布《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问题》的命令，宣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社号为011。任命陈维雄为出版社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齐振之为副主任，负责党务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为新中国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

3组织机构

1956-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后，在原来教材出版处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的变革，迅速蓬勃发展起来。

首先，建立了专门的队伍。教材出版处时期，书稿主要是由学校各系的教师，成立出版社后建立了一支稳定的专职队伍。据1956年评职称时的人员统计为，13人，助理11人，校对人员10人左右，再加上印刷厂等其他部门人员，全社共有职工两百多人。

其次，在机构上，新建了科，设立了办公室、出版科、发行科、印刷厂、油印股（那时油印教材的数量很大）、财务组、总务组等。出版社成立之后还成立了研究部直属支部的分支部（1958年成立了总支部）。

再次，明确了出版社的任务和出版方针。当时确定的任务是：保证教学，适当满足社会需要。明确了人大出版社出版的方针是：要从出版翻译教材（即由苏联专家的讲义编成的书）为主转到以出版自编教材为主。自编教材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为中心。简单地说，就是出版中国化的教材。

此外，还进行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变革，比如经营方针的变化，当时出版社提出的经营方针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薄利多销（学生用书予以半价优惠），以丰补歉。

在这一系列变革下，人大出版社发展迅速，经过短短几年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第一，出书品种多、数量大，形成一定出书规模。人大出版社成立当年就出版了不少优秀图书。1955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附发《图书联合广告》，整版介绍了人大出版社编译的教材，有120多种。1955年5月—1966年5月，人大出版社共出正式出版物424种（不包括校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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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7010万字，800万册。《教学与研究》共出版110期，350万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摘录、注释和介绍，社会影响很大。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摘录卡片》、《马恩列斯论报刊》、《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毛泽东论哲学》、《毛泽东论调查研究》、《毛泽东哲学著作学习文件汇编》（共三卷）、《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介绍》、《〈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简释》、《〈资本论〉典故注释》，等等。这满足了当时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需要。

第三，出版了不少具有学科奠基地位的教材。无论是翻译教材还是自编教材，都起到了学科奠基的作用，培育和滋养了几代学人。

在出版社建立的最初两年里，出版物的主体是从苏联教材翻译过来的（由于翻译教材封面为黄色，这一时期又被称为黄皮书时代），因为当时我国主要学习苏联经验，人民大学也有很多苏联专家。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材影响了一大批学者，我们国家很多学科体系的建设也都是以苏联的学科体系为蓝本。当时出版的翻译教材有《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教程》（共16分册）、《政治学说史》、《工业经济讲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会计核算原理》、《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国家和法的理论论文选译》、《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译》，等等。

难能可贵的是，人大出版社在建社之初就提出了出版中国化教材的出版方针，应该说具有远见卓识。这一出版方针很快就见了成效： 1956年起，人大出版社开始出版人民大学一些教研室编著的教材，到1960年止，出版的自编讲义和教科书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国革命史讲义》、《形式逻辑》、《国民经济计划学》、《工业企业管理讲义》、《中国工业经济讲义》、《商业企业管理学》、《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统计学原理》、《档案管理学》、《法医学》，等等。人大出版社出版的本土教材数量逐年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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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人大出版社被评为北京市文教系统先进集体，陈维雄等同志参加了北京市文教系统群英会，这是对人大出版社成立以来所取得成绩的积极肯定。

但是，人大出版社在自身发展历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了风风雨雨。1959年5月，文化部召开出版工作座谈会，拟调整北京的出版单位，会上对于人大出版社的存留提出质疑，但未作结论。为此，胡锡奎副校长亲自同张腾霄、陈维雄同志一起参加了文化部党组扩大会，在会上，胡锡奎副校长明确指出人民大学必须要有出版社，由于他的坚持，文化部表示同意人大出版社继续办。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大出版社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70年被迫停办，出版社职工分别被调至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市教育局、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工作，印刷厂划归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改为轻工印刷厂。

教材出版

1978-1982年，在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之后，终于迎来了春回大地的时刻。1978年，国务院129号文件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大学，规定原来属于人民大学的建制机构全部恢复，人员全部调回。正如成仿吾老校长复校时提出的那样，人大出版社复社后的发展不是简单地复原，而是把恢复和提高统一了起来。复社后的十多年里，人大出版社稳步、快速、健康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复社初期，学校党委和校领导对出版社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为了宣传出版社出版的《工业经济管理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两本书，孙力余副校长亲自找到陈维雄社长，要求在《人民日报》上登广告。复社后，出版社所有关于建设中国高校文科教材中心的设想和报告都是张腾霄副校长亲自负责审定和处理的，他还就出版社复社后的许多具体事情作了指示。当教育部批给文科教材出版中心基建任务时，张腾霄同志亲自召开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决定把中心的出版大楼和职工宿舍建在人大附中院内，印刷大楼和印刷厂职工宿舍建在拈花寺。

复社后，一批新员工进入了出版社，成为出版社发展的生力军。出版社针对工作中缺乏规范的情况，为促进出版社各项工作的制度化，制定了各种工作条例。出版社还制定了事业发展规划，明确了出书分轻重缓急的方针。这些措施保证了出版社的迅速起步。

复社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很快就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著作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复社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认识与实践关系的论述》。作为第一批文科统编教材的有《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现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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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会计学》，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四门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满足了当时全国高等学校教学急需。学术著作方面出版了吴玉章老校长的《文字改革文集》等。1982年，教育部全国统编教材50种，其中10种交由人大出版社出版。1980年后几年间，出版了《世界经济概论》、《形式逻辑》、《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工业经济管理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社会主义商业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学》、《人口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政治经济学教程》等一大批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其中，有一些教材发行了数百万册，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应用数学基础（一）·微积分》、《中国革命史讲义》等。这些教材哺育了数代高校学子。据当时国家教委有关部门统计，列入全国文科教材的共837项，其中由人大出版社承担出版的计108项，约占13%。

20世纪80年代，人大出版社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出版成果。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书，人大出版社开创性地把它做成注释本，对全国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起到了辅导作用。1979年开始着手创办的《文学论集》、《语言论集》、《新闻学论集》、《清史研究集》四种论集，成为人民大学文史论文的发表园地，提高了教学质量，促进了科学研究。1984年开始，出版社筹划出版“中国人民大学丛书”，这是以学校名字命名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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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综合性研究成果的具有开创性的大型丛书。其中，《佛教哲学》一书获得首届中国图书奖。同时出版了很多开创性的翻译著作，如从1985年就开始筹备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出版后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人大出版社在复社后的十多年中稳步发展，立足人民大学，服务高等教育，1982年被教育部列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并再次成为大学出版社的排头兵。

精品教材

1983-1991，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人民大学出版社积极投身到中国这场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之中，推出了一大批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培养人才服务的优秀图书，开创了人民大学出版社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1982年，人民大学出版社被教育部确立为文科教材出版中心。在这前后，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批判极左错误、推动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图书和教材，例如：胡华教授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李秀林教授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宋涛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教材；出版了一批紧密围绕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图书和教材，例如：针对我国企业整顿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出版了一大批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的教材。许多教材深受欢迎，累计发行量达到几十万册、几百万册甚至上千万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人民大学出版社也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大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人民大学出版社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始终紧扣时代跳动的脉搏、与时代共同发展的中国人民大学和人民大学出版社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积极参与到中国社会经济的这种大转变中去，迅即推出了涵盖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百余种教材建设工程”，先后出版了300多种新教材。此举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教材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98年人民大学出版社抓住我国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和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机遇，及时启动了“21世纪系列教材”的组织编写和出版工程。21世纪系列教材一共有30多个系列、600多个品种，其中有一百多种教材被评为教育部优秀教材或推荐教材。这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教材建设史上的壮举。这一批新编写的教材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跟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和理论创新，突出了内容新、体系新、方法新、装帧新，在全国高校中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取得了很好的销售业绩，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正是这一批系列教材的推出，掀起了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第二次大发展。

这一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一大批中青年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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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迅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许多成果都是在人民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人民大学出版社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优秀成果最主要的出版阵地，目前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名家学者绝大多数都曾是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作者。

这一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经济、管理类图书规模宏大，佳作不断。以“经济科学文库”、“管理科学文库”为代表，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国内最优秀、最具活力的中青年经济学和管理学学者的代表著作。这批研究著作在学术上具有极大的原创性，直到今天依然是高校学生和经济学界、管理学界阅读的重点图书。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民大学出版社以更加高昂的面貌、更加拼搏的精神参与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去。在进一步维护和拓展“21世纪系列教材”的同时，争取到了90余种国家级教材的出版工作，教材编写无论是从形式到内容，还是从理念到方法，都进行了很大的改变。与此同时，人民大学出版社及时回应社会对人文素质、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呼唤，积极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组织出版了一批大众精品出版物，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在揭开第三次大发展的序幕。

出版航空

“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始终是人大出版社的办社理念。这句话看起来很平直、很简单，但是要真正实践这句话则很不容易，而人民大学出版社一直就是这么做的。50年来，人民大学出版社从多方面来看，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从她50年的历程中可以看到：一是她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走过了难以忘怀的成长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她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二是她始终坚持精品战略，以出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等教育教材、学术著作、引进版图书等为特色，形成了鲜明的出版品牌，跻身于我国出版界大社名社之列；三是她始终坚持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情怀，从小到大，积累了可持续发展的雄厚实力。出版社的许多老员工都还清楚地记得：50年前人民大学出版社十几位员工就是在北京拈花寺开始了创业历程，大家从油印教材到出版正式教材，从主要满足校内教材需要到向全国高校推广精品教材。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民大学出版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飞跃：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民大学出版社由年出新书不足200种到2004年出书1600余种(其中新书1200余种)的飞跃；到具有图书、期刊、音像、电子出版以及网络出版等综合出版能力的飞跃；由简单粗放的管理向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管理的飞跃。出版社国有资产超过3亿，形成了以人文社会科学教材、学术著作出版为主，集图书、期刊、音像及电子出版物、网络资源等多种媒体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

人民大学出版社有着特殊的地位，也有着光荣的传统：人民大学出版社开创了新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先河，是中国共产党办高等教育特别是进行全新教材建设的试验基地；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宣传、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承担着特殊而重要的使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批高水平学术著作促进了我国学术研究与发展，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人民大学出版社人始终牢记自己的历史责任，怀抱着崇高的使命感，坚持用先进文化服务教育、服务学术、服务社会，出版了大量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教材。出版学术经典，引领学术发展，通过繁荣学术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一直是人民大学出版社追求的崇高目标。 在人民大学出版社50年社庆之际，李瑞环同志给人民大学出版社题词：“为读者着想”。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题词：“学术沃土，思想摇篮”。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战略，其根本出发点就是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全力打造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的“航空母舰”。这是几代人民大学出版社人的梦想，他们也正坚定不移地推进这个目标的实现：

一是要坚定不移地全力追求出版社的整体价值。这种整体价值，是品牌，是服务，是交流。这种整体价值需要一流的管理，一流的策划，一流的品质，一流的追求；这种整体价值需要学术的认同，读者的认同，市场的认同；这种整体价值需要引领学术潮流，引领阅读潮流，引领出版潮流，引领生活潮流。

二是要坚定不移地追求增强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发展是出版社的头等大事，对出版社未来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重点等重大问题，要有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探索这种要素在出版领域的集成方式和集成道路，包括技术的集成、渠道的集成、手段的集成、信息的集成等，拓展市场空间和读者群。

三是坚定不移地树立品牌意识，实施品牌战略。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开发和拓展教材精品、一般图书精品和学术著作精品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一个好的出版社就如同一头健壮的奶牛，如果产不出新鲜的牛奶，她就不再是好的奶牛了。 人民大学出版社与国外包括牛津大学出版社、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等在内的著名的出版机构建立了良好深入的合作关系，出版众多具有深远影响的人文、经管精品图书，许多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必读书，在企业界、学术界、大众读者中享有很好的品牌美誉度，并帮助读者不断获得知识的力量和阅读的情趣。

4荣誉

学术沃土

50年来，人大出版社始终以促进我国教育、文化事业发展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82年人大出版社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是中国高校教材、学术著作出版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团结创新

不断深化以发展为导向的改革，加强科学管理和现代管理，用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带动出版创新，保障人大出版社的高速、可持续发展。以发展为导向，以改革为动力，通过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挖掘内部潜力，向管理要效益，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在工作中不断深化以加强策划为导向的改革创新。第一步，挑选策划能力强的组成组稿策划室，立足本校，面向社会占有和挖掘出版资源，策划图书选题，培育外部市场；第二步，实施项目负责制，鼓励自主策划选题，经申请、论证、审批后按项目方式进行管理，选题策划人成为项目负责人，在图书的组稿、、出版、营销各个环节中起主导作用，在运作中享有相应的责、权、利；第三步，改革部结构，全社运用双向选择的方式进行分流，建立选题策划部和书稿审读部“两大部”的新体制，实现策划与文字既分工又配合的运行机制。改革使全社的选题策划实现了主动性、超前性、整体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结合，全社的选题质量、双效益选题明显提高，选题的方向性更加突出和明确，为优化选题结构、打造人大社品牌、提高两个效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发行工作中不断深化以加强现代营销为导向的改革创新。把原有的发行部改造为市场营销部，下设销售部、信息部、市场开发部、储运部。新组建的开发部负责新市场的开发和面向直接用户的宣传营销，挖掘潜在市场，扩大人大社图书的市场覆盖率；信息部对图书发货、退货、回款等进行跟踪分析，为选题策划部、销售部、市场开发部提供图书的反馈信息，为领导的决策提供依据。市场开发部建立后，以创新精神设计开发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教研服务网络”，为全国高校的师生服务，把市场营销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管理工作中加强运用现代化网络技术的改革创新，全面实施数字化信息管理，开通了社内局域网，全社员工每人配备一台电脑、一部电话，实现了e化管理和办公自动化。

出版社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必须对人力资源进行科学的配置和管理。为此，人大出版社一方面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运作与发展的规律，在确保企业核心生产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前提下，其他工作能够社会化的都走社会化的路子，从而尽力降低本社的人力成本；另一方面，优化社内现有人力资源的配置，逐步实行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的用人机制。与此相适应，建立以岗定薪、岗变薪变、按劳取酬、优劳优酬、以岗位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社内分配制度。由于加大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力度、科学考评的力度，因此最大限度地挖掘了人的潜力，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实现增效不增人，有的部门甚至实现了减员增效。

特别强调依法治社和以德治社相结合。重视建章立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部、各科室的管理制度和管理规范，全社从上到下建立了岗位责任制。重视出版社的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提倡开拓进取、无私奉献、勇于拼搏的观念和精神，努力营造团结和谐、人心凝聚、人气旺盛的环境与氛围，实施了凝聚力工程和企业文化建设工程，加强民主监督与民主管理，鼓励员工树立开拓意识与参与意识，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荣誉惊人

据贺耀敏社长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图书2200余种,发行码洋约6.5亿元,销售收入3亿多元，已发展成为具有图书、期刊、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物等多媒体兼营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2007年，出版社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最高奖项——“先进出版单位奖。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为国内少数几家囊括“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所有国家级出版奖项的出版社。截至2008年底，出版社共有81种图书获得了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称号。如此密集的获奖频率和如此众多的获奖品种，在高校出版社名列第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济和管理是一个强项，市场占有率是全国第一。

四年时间人大出版社有两百余种图书获得多种重要奖项，尤其是同时登榜国家“三大奖”，受到出版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2002年，“管理科学文库”（4种）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3年在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评选中，人大社有三种图书获奖，在大学出版社中名列第一，其中《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荣获“国家奖”，《公共危机启示录——对SARS的多维审视》获 “特别奖”，《物权法研究》获 “提名奖”。同年，《制度、趋同与人文发展——区域发展和西部开发战略思考》入围“五个一”工程奖。2004年《民法总则研究》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这一年，人大出版社还首次荣获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出版物印制优质产品出版社金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连续荣获第二届、第三届国家期刊奖。

人大出版社以教材图书精品战略和内涵式的自我扩张、自我再造，向建设现代出版集团的目标快步迈进，企业规模和经营规模迅速扩大，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人大社的年出书品种、发行码洋、利润，从2001年起开始逐年快速提升，到2004年，年出书已达1683种，其中新书1203种，重印书480种，已是“日出四书”，比2000年翻了一番；2004年的图书发行码洋近4.9亿元，是2000年发行码洋的两倍多。四年翻一番的速度，创造了出版社发展史上的奇迹！

实事求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规划自己的图书结构时，也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自身发展战略，简单地说就是始终坚持实施精品战略，围绕三类精品做好工作。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工作重点就是要继续组织好、出版好三类精品图书。

精品服务

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被教育部确定为我国文科教材出版中心，教材出版是人民大学出版社最基本、最基础的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教材建设与出版工作。过去，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许多精品教材受到全社会的欢迎，发行量达到几百万册甚至上千万册。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民大学出版社启动了以“21世纪系列教材”为主体的教材编写与出版宏伟工程，承担了90余种国家级教材的编写与出版任务。人民大学出版社就是要努力使我们所出版的教材成为内容权威、理念超前、形式多样和贴近学生实际、为学生所欢迎的精品教材。

服务发展

出版学术典籍，推出精品力作，引领学术发展，是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根本任务之一。多年来，我社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国传统道德》、《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中国人民大学年度研究报告系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古代治国要论》、《清史编年》、《世界美术全集》等一大批重要的学术著作，组织出版了《经济科学文库》、《管理科学文库》、《法律科学文库》、《新生代学人文丛》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丛书”、“当代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等一批学术系列著作，这些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些年来，我社共有300多种图书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类奖项，在高校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出版中名列榜首，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今后若干年我们将出版更多的学术研究成果，努力做好若干学术文库、研究丛书的出版。隆重出版的李瑞环同志的重要著作《学哲学用哲学》，就是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我们希望我们出版的图书对促进我国的学术研究、文化积累、法制建设和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三）引进世界精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人民大学出版社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翻译和出版国外优秀的教材和图书，逐步形成了若干套重要的学术译丛：一是以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科学译丛”，这套译丛的出版被我国经济学家认为是掀起了中国汉译经济学的第二次浪潮，引领了中国翻译经济学名著的潮流。二是以罗宾斯的《管理学》为代表的“工商管理经典译丛”，这套译丛中的许多图书都被国内各大院校商学院选作教材或参考教材，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管理学的研究和发展。三是“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已经陆续出版，这套译丛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公共管理和行政制度改革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四是“当代世界学术名著译丛”，这是人民大学出版社重点引进的世界学术精品，目前出版10余种，包括阿维纳什?迪克西克的《策略思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等世界公认的学术名著。五是“哈佛商学院案例精选集”、“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和美国EMBA精要系列。此外，还有如“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新闻与传播学译丛”、“金融学前沿译丛”等。人民大学出版社还与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联袂推出了“哈佛商学网课”，该课程是哈佛商学院教授专家长期教学、研究成果的结晶，特别适合于商学院、企业培训、机构培训和个人自学。人民大学出版社还积极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先后与有关单位共同邀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蒙代尔等数十位国外一流学者来华讲学。

与时俱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贺耀敏社长提到：大学出版社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观念比较保守。长期以来，大学出版社并投有很好地树立起产业发展的观念，一直是把出版社作为校办企业来对待，是学校的附属单位。因此对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要有一个转变观念和深刻变革的过程。改革的目标是要使大学出版社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思路和战略，使其真正面对市场来经营和发展。由于改革比较滞后，所以其他国有企业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及做法，在大学出版社实行起来还有很多障碍。从大学出版社本身来讲，它长期处在一个相对隔绝的、垄断的市场和利益相对稳定的系统中，市场化程度比较低，专业门槛比较高，这使出版社内部的管理体制、机制没有与市场接轨。又由于大学出版社教材的平均利润比较高，加之面对的改革风险比较大，所以改革的内在需求不是很紧迫，导致大学出版社改革的进程相对滞后。其次是体制比较落后。大学出版社在许多方面还有浓厚的原事业单位的色彩，从根本上还无从谈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好在大学出版社人员素质整体上相对高一些，自律性比较强。但依靠道德约束，不在体制上解决问题，出版社长期发展也会受到制约。第三是机制相对不活。大学出版社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问题没有解决，实际上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所以在收入分配等方面与社会上的出版社有很大差距。还需说明的是，因为大学出版社处在大学的人文环境中，大学被视为社会公正和良心的代表，这种环境使它对经营结果的评价与市场评价不尽一样。所以许多大学出版社的内部机制，仍然是“三铁”横行。有鉴于此，大学出版社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和突破，必须转变观念，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着实下一番功夫。

雷厉风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走在了改革的前列，不但享受到了所得税免征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进一步规范；推动了市场化运作机制，进一步提升了竞争能力；确立了未来的发展模式，发展的方向更加明晰。在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中，与先行改制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样，其余18家高校出版社在享受改革带来的优惠政策和资源支持的同时，其运行体制和机制也正发生着静悄悄的裂变。 首批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于2007年初正式启动。2007年4月，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召开的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积极推进了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正在积极稳妥、扎实有效地推进，首批19家高校出版社，经过近一年的改制实践，虽然改革进度不一，但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改革成效明显。这一实践对整个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并正在形成示范和带动作用。

远见卓识

1.这次危机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双向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总体上负面影响要大于正面影响，乐观派的观点依据不足，悲观派也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持。

2.这次危机将以纸质出版物为主要载体的现代出版方式的局限充分暴露，传统出版接近走向尽头；下一步新闻出版必将加速向以数字网络为主要载体的后现代出版模式过渡：纸质出版所代表的是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数字网络出版所代表的是信息化的生产方式。

3.新闻出版本质上是信息内容服务业，它已经成为信息产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主体传播方式更加能够体现新闻出版业的本质要求，出版转型将会进一步加快。

4.新闻出版业的真正危机不在于金融风暴，而在于技术创新，尤其是数字传播技术的创新，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打破了生产关系，预示着一场大的变革。

5.之前所形成的新闻出版体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反映，已经走到了尽头；当前新闻出版业转企改制是适应这种新的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改革的成败将决定中国新闻出版业是否能够持续健康发展。

6.与生产方式变革相适应，我们必须改变以品种数量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方式，代之以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才兴业为主要内容的增长方式，使其真正发挥创意产业龙头的作用。

7.要实现新的生产关系的跨越，必须加快兼并重组的步伐，改变靠自身线性增长的裂变模式，通过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形式，充分运用资本市场的力量做强做大，以适应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要求。

8.政府要通过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把新闻出版业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的重要手段，作为促进整个社会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周蔚华[2]

5评价

进入新的世纪，展望中国大学出版改革与发展的前景与趋势，我们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与以往相比，今天的出版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但是，挑战总是和机遇并存，可以说，挑战就是机遇，挑战就是动力。在出版业改革的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今天，作为国内出版界改革的排头兵，未来的人大出版社将承袭过去在改革创新方面的领先姿态和稳健作风，积极蕴酿和推动人大社进一步的改革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提出的建设“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为出版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借此东风，人大出版社确立了自己的发展目标：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建成多种媒体互动、产学研一体化的国际化现代出版集团。

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发展是始终不变的方向。“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要有新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大“两个开发”即选题开发和市场开发的力度，抓好“三种精品”即教材精品、学术精品和大众精品的出版，加强“四项管理”即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e化管理，最终实现由“五个一流”即一流的出版物、一流的经营规模、一流的工作、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人才构筑起的发展格局。

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两个开发”是构建新格局的重要两翼。在“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的宗旨下，选题策划工作将继续坚持“面向大教育，追求高品位”，进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选题开发：适应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需要，以教材精品建设为核心，以高校本科教材为主体，向研究生教材、高职高专教材等上下两头扩展；以文科教材为主体，向理工科类教材扩展；以纸质出版物为主，向电子音像、多媒体甚至网络出版扩展，利用高科技手段，提高教学和出版物的现代化水平；以自主开发教材为主体，以区域开发教材、引进版教材为补充。突出原创性和文化传承功能，开发学术著作精品，以几套大型文库为基础，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寻找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选题，并和学校重点科研基地的建设密切配合，使人大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出版继续保持优势，扩大规模，同时以“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为重点，系统引进国外学术名著和前沿性学术著作。适应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学习型社会的需要，开发适应一般读者、干部培训和企业培训要求的大众精品，为提高全民族的国民素质作贡献。

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加大市场开发的力度，建立与现代出版企业相适应的市场营销体制和运行模式，是另一重头。未来的市场营销工作，将要进一步调整、完善市场营销各部门的结构和职能，更新营销部门的人员结构，从而建立起现代化的市场营销机构，将市场营销工作推向全面，占有与现代出版企业地位相匹配的市场份额。要保证国内市场渠道规范畅通，并开拓国外市场，实现网络条件下的营销管理。通过“以信息定市场，用宣传带营销”，树立品牌营销概念，把进行区域开发和对教材进行多层次开发、配套开发、二次开发作为未来发展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市场营销各项职能的规范、协调运作，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市场营销体制和运行模式，保障未来人大社的发展速度。

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网站建设与网络化经营是一块具有领先、创新意义的重要阵地。信息技术是21世纪的先进生产力，信息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当今世界的面貌，也改变着传统出版的概念。以出版经营为主阵地，同时向高科技的信息产业进军，是人大社在走向主业突出、多种媒体互动、产学研一体化的国际化现代出版集团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由人大社承建的“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和“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都是对新型的知识产业和信息产业领域的一种尝试，是巨大的资源，也是人大社未来新的增长点。未来的发展战略中，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的建设，要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团结全国百家出版社，力争把它建成更加适应现代市场竞争要求的全国高校教材网上发行中心；要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建成国内外最有影响的、内容丰富权威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网站，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最便捷、高效的信息服务。对这两家网站未来的建设目标是通过资本运作，使其朝上市公司方向发展。人大出版社将以建设“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和“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为契机，发展网络出版、网络发行，在高科技的知识产业、信息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创办一流期刊，是走向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道路上坚实的一步。建一流的出版社，要有一流的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都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术刊物。在今后的发展方向上，三家期刊将进一步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服务，致力于培养一流人才和一流学术带头人，为扩大中国人民大学在国内外的影响发挥作用，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在未来的发展中，三家期刊将更加突出特点，明确定位，面向全国，培育品牌，扩大影响。加大宣传和营销的力度，强化经营意识，挖掘市场潜力，扩大刊物的发行量。未来的期刊建设，将在政治意识、学术品位、经营理念、版式设计、手段的现代化方面得以整体提升。

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科学化管理是人大出版社搭建新格局的重要基础。现代出版企业必须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在未来的发展中，通过继续强化“四项管理”即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e化管理，彻底实现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和管理制度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独特的企业文化将呈现一幅和谐美好的画卷。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出版行业中，要成功实现发展战略，全体员工齐心协力求发展、同心同德谋进步，是最重要的人力保障。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就要依靠强大的向心力把员工凝聚成创业型团队。在实施“凝聚力工程”，建设有人大出版社特色的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人大出版社正在逐步构建起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内涵：尊重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重视业绩优于资历，肯定能力优于学历。提倡脚踏实地、敬业爱岗，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为自己的工作要求。建设学习型团队，张扬创新精神，培养“社损我损，社荣我荣”的感情心态。在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的历程中，人大社将成为全体员工“快乐工作”的美好家园。

去者已逝，来者可追。过去的人大社人谱写了辉煌而厚重的交响乐章，那是所有人大社人共同的记忆与骄傲；如今的人大社人正在新的时代潮头奋进，肩负历史的使命，心系时代的责任，以更开阔深远的视野、激情四溢的情怀、脚踏实地的步伐，谱写人大出版社新的光荣与梦想，奔向更加光辉灿烂的前程！

经历了35年的风雨历程，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跨入了20世纪90年代。与国家的发展从此进入快车道一样，人大出版社也从这时起迈开了坚定有力、蓬勃发展的步伐。这一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