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罗佩
（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年－1967年），字笑忘，号芝台、吟月庵主，荷兰汉学家、东方学家、外交家、翻译家、小说家。
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高罗佩一身而三任，为外交家，为小说家，为汉学家，其人其事，传奇的色彩极强，曾经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物换星移，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陌生。然而，他留下的汉学著作，从古琴到公案到春宫画，都有见解独到的观察和研究，至今读来，仍趣味盎然，是一份不应该忘却、亟待发掘的精彩遗产。
对汉学家言，读中文最易，讲中文次之，写中文最难。能读通文献，但中文说得很差的汉学家，比比皆是。能够把中文说得像播音员一样字正腔圆者，就为数不多。能够写一手精彩的现代白话文者，则寥若晨星。高罗佩不仅能够写地道的文言文，并能奏高山流水。高罗佩每天练字，曾以狂草书程颢诗赠陈之迈，神韵淋漓，可见不是个一般人所谓的汉学家。
《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狄公案》，早已让高罗佩为中国读者所熟知。
为了更宽广地呈现这位汉学巨擘的治学成就，2011年，上海中西书局与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就《高罗佩学术著作集》的引进出版进行了签约仪式，陆续将《高罗佩学术著作集》引进翻译出版（包括《书画说铃》、《中国绘画鉴赏》、《米芾<砚史>》、《琴道》、《嵇康及其琴赋》、《悉昙：中日梵文研究史》、《马头明王诸说源流考》、《长臂猿考——中国动物传说》、《<棠阴比事>：梨树下的两桩相似案件》、《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本专题对这些书均有详细介绍），2013年，第一本《琴道》推出。
中西书局为了让高罗佩的这些学术著述更多地让读者所熟悉，特与孔网合作，在《琴道》加印之时，单独制作精装本150本、精装毛边本150本，印制精美、做工细腻，以志纪念。
不少人知道高罗佩一身三任：他做过大使，是一个外交家；他研究汉学，是一个学者；他写小说，是一个广义的艺术家。就艺术家的一面，高氏不仅会写狄公案侦探小说，还会书法，还会临明清木刻，还会以西洋技法用中国纸、笔、墨作画，真不愧为以中国文化为轴心，学、艺双修，互相补充，而其中修为最高的艺事，或推可其在古琴上的造诣。
高氏古琴的启蒙老师是叶诗梦（1863-1937），习梅花三弄之曲，得其真传，终生不忘。叶氏在清末民初，是一非同小可的传奇人物，原姓叶赫那拉，名佛尼音布，为慈禧太后之侄，瑞麟第三子，辛亥革命后，改名叶潜，字鹤伏，号诗梦。我们赞叹高罗佩多才多艺，殊不知其师叶氏亦多才多艺。叶能书法，很多人也许不知道，今天赫然挂在苏州拙政园玲珑馆堂上的"玉壶冰"三字之匾，即出其手笔。叶喜武术，据说董海川的传灯高弟、八卦掌的第二代掌门尹福，就是经叶氏介绍，入宫教光绪帝武术。叶通岐黄，晚年行医，誉满旧京。叶好收藏，所藏昆山玉、九霄环佩、风入松、鸣玉、归凤、霹雳六琴，或为唐宋之旧制，或为本人之杰构，均为极品，其中唐朝的九霄环佩，尤为神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但是他最大成就，在乎琴道，初受艺于刘容斋，后转益多师——包括祝桐君（浦城派的创始人）、孙晋斋（广陵派传人）、黄勉之（九嶷派名家），乃至温江的蜀派名书法家和琴人李湘石、吴门琴人释云闲，等等——融会诸派，而自成一家，为当时的宗师之一。高罗佩受艺于彼，与汪孟舒（汪精卫长兄，叶诗梦高足，书、画、琴三艺俱精，而以琴名世）为同门，艺成之后，据老牌外交家陈之迈回忆，在抗战的烽火中，高氏曾在重庆举办多场古琴演奏会，以外交家兼古琴家的身份，为华筹款，传为雅谈。
高罗佩琴艺之缘，直接推动了他的汉学研究，他四十年代出版的《琴道》和译注的嵇康《琴赋》，至今仍为海外治中国音乐史者所津津乐道，而题献给叶诗梦的前者，则是当之无愧的海内外第一部有关古琴的文化历史学名著。全书凡七卷，从中国古代之音乐观谈到古琴的意识形态史，从调意谈到指法，从琴与鹤谈到琴与剑，从琴与松谈到琴与梅，从中国的琴道史到日本琴道的谱系，洋洋洒洒，如数家珍。屈万里先生的公子屈志仁（James Watt）家学渊源，又主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部多年，绘画之外，对中国的各种艺事，都相当熟悉，曾有英文的《琴与中国文人》一文，以高氏《琴道》为中心，讨论古琴的历史与美学，一方面对高氏低估了琴乐的旋律性，有所驳正，另一方面也盛赞高罗佩此书出版在四十余年后，仍不失为该领域一部最全面的导论著作。而高氏译注的嵇康《琴赋》，则与其另外几部这一类"古籍整理"性与文化诠释性的译注甚相仿，注重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讨论问题。高氏把嵇康此赋，放置于《文选》音乐卷中所收的其它各赋——如王褒《洞箫赋》、傅毅《舞赋》、马融《长笛赋》、潘岳《笙赋》和成公绥《啸赋》——构成的整体环境中来作考察，提出其独到见解。这种独到的见解，正是出自高罗佩所具有而一般汉学家所没有的中国文化的修养。试看，高罗佩自撰的文言《琴道》后序中"茅斋萧然，值清风拂幌，朗月临轩，更深人静，万籁希声，浏览黄卷，闲鼓绿绮，写山水于寸心"云云，像是一个外国人写的文字吗？
1949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年，也是高罗佩的生涯中划时代的一年。那一年，他从在东京兴之所至用英文翻译《狄公案》开始，到自创系列《狄公案》侦探小说（以唐代狄仁杰为主角），当时并没有想到后来此系列竟欲罢不能，畅销于世界各国，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窗口，更没有想到，他从一个汉学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小说家。数十年后，高氏的狄公案终于回归到中文世界，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陈来元（据说陈氏也是一位大使兼学者兼翻译家，真是巧合）等人，将其译成中文，畅销一时。进入新世纪，央视又在黄金时段播出了据此改编的连续剧《狄仁杰断案传奇》，深受观众的欢迎。
其由外交而入汉学，由汉学而入小说的传奇生涯，三为一体，天衣无缝，而最后竟以公案名世达半个世纪，真所谓唯奇人方多奇事，又唯奇人方着奇书。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是，高氏《狄公案》系列的创作灵感和铺排，其实与汉学研究，互为表里。高罗佩的汉学研究的特色，正如他的狄公案小说的中译者所说，是"三教九流"，亦即正统的汉学家研究者，他不研究，而正统的汉学家不研究者，他去研究。而这套狄公案的系列侦探小说，正与他对中国古代的刑案汇览类和法医类的典籍的深入兴趣和研究，关系密切。中国古代的狱讼案例集，至宋而大盛，郑克《折狱龟鉴》和桂万荣《棠阴比事》等，继承五代的和凝父子的《疑狱集》开创之传统，有集大成的意义。一方面，它们作为名案汇编，成了明代万历朝开始出现的大量公案小说的素材来源，另一方面，这三部著作中蕴涵的法医知识，与同期的《平冤录》和《检验格目》等互相呼应，最后也在宋代汇成了有中国第一部法医大全之誉的宋慈《洗冤录》，值得注意的是已知的最早的人体解剖图录《五脏图》和《存真图》，也产生于这个时候。惜乎，历代至今，研究此道者，为数不多也。
无疑，《疑狱集》、《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三名著中的内容，值得法学家、医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史家们联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五十年前，高罗佩以一人之力，就在此领域中，遨游和开拓。高罗佩用英文详注和研究的《棠阴比事》，五十年代中出版，至今仍是该领域内的前沿研究的旗帜之一。高氏之所以在以上三名著中选择《棠阴比事》，原因有三：一曰其文本保存较完整，二曰其内容大致上包容了其它二书，三曰其编排精当，可见高氏似希望举一反三，包容三名著于一名著之注。此书无论是在对著者、南宋人桂万荣生平的钩稽，还是对《棠阴比事》版本的考索和其在朝鲜和日本的流传，乃至对《棠阴比事》在古代治狱史中的重要性的判断，都仍需为今人治学所参考。
高罗佩不仅聚焦于中国的琴、猿、书、画和公案，对与密宗息息相关的所谓悉昙之学，也有独到的研究。
悉昙是流行于中国的五种梵文字体之一，其余四种为天城体、兰札体、城体和藏文梵字。悉昙体盛行于六世纪前后，不少贝叶的写本，均用此体。佛经自南北朝始有悉昙体汉译，至初唐经玄奘等的实践，斯风大盛，到了开元三大士——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69-741）、不空（705-774）——的时代，密宗的经典，多从悉昙体翻译，悉昙学顿成显学。凡义净《梵语千字文》、智广《悉昙字记》、一行《字母表》等等，皆是也。
然而，唐后海内的悉昙学盛极而衰，时隐时现，相当神秘。倒是日本自从在隋末从中国引进悉昙经典后，藏之名寺，而悉昙学也作为一种特殊的化石，得到妥善的保存，研究者亦代不乏人。例如，唐末时日本延历寺安然所撰之《悉昙藏》八卷，即为世所重。故今天的研究悉昙者，不能不参考日本人的悉昙学研究。我们都知道，《大正藏》密教部中的真言密咒，不懂悉昙，无法阅读。时至近代，此学在海内又出现高潮，不仅佛门中人密林、王弘愿等对悉昙字义，多有发明，而且罗振玉、饶宗颐等主流学术界的大师，亦多所探讨。例如，明人赵宧光之《悉昙经传》，即是一部经饶师编集而重光天下的"人间秘籍"（台北新文丰版）。
高罗佩的研究，贵在从梵文和日文的悉昙之研究，来分析中土的悉昙研究，别出心裁，着成《悉昙学》一书，在印度出版，于1956年、1980年和 2001年，三度印刷，在二十世纪的世界范围内的悉昙研究中，竟是一部不能不提到的著作。博学如饶宗颐先生，也对高罗佩的《悉昙学》很欣赏。据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研究部主任郑炜明兄最近告诉我，港大图书馆所藏高罗佩的《悉昙学》，正是1956年的初版，书页间有铅笔的批注和评语，疑是饶先生的手笔，正待向饶师求证中。我手头复本，则是1980年的重印本，原为已故的国际级佛教研究家狄庸（Jan Willem De Jong）藏书，狄氏虽然与柳存仁先生一起长期在澳洲国立大学任教，但其实却是荷兰人，岂不与高氏有缘乎。
高罗佩与我佛之缘，不限于悉昙。高氏《琴道》，其贡献不仅在于挖掘历代的琴谱与琴学，而且在于从琴与佛的中日文化的交流角度，发人未发，如数家珍。具体地说，对于中国琴道在明末清初的东传日本史，高罗佩也凭借其对僧与佛的研究，而有划时代的发现，高氏用中文辑成《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一种（1944年版）。这位俗姓蒋（与朱舜水同时）的禅师，在中土几乎没有人知道，高氏却认为是琴道东传的第一人。虽其说在日本学界有争议，但毕竟是独特的一家之言，而高氏为是辑所撰《东皋心越禅师传》和所编《年谱》，虽然现有日本人浅也斧山编《东皋全集》和国人陈智超编《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等总体上的后出转精之作，但高氏文字至今仍不失为研究这个问题的最重要参考之资料。
高罗佩喜收藏书画，而收藏书画的人最怕作伪。为防用高价收膺品，最好的办法，当然莫过于本人懂鉴定。一个外国人，要懂得书画的鉴定，并且要懂到不受骗的程度，谈何容易。有趣的是，在《华声报》近年评选的二十世纪影响中国最大的一百个外国人中，至少有两个是第一流的书画鉴定的行家，一个是美国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还有一个是荷兰高罗佩。前者要比后者高至少一辈，但相同之处很不少。福开森的"正业"是一个多方面的社会活动家，做过上海的南洋公学的监院（同后来的交通大学的校长）和《新闻报》老板，而其上世纪初所著《历代著录吉金目》和《历代著录画目》等，绝对是第一流的中国艺术的收藏史名著。无独有偶，高罗佩的"正业"是外交家，但其1958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国绘画鉴赏》和同年在贝鲁特出版的清代陆时化的《书画说铃》的英文译注，都与书画鉴赏和判断作伪有关系，也可以毫无愧色地被称之为是这方面的出色成果。更妙的是，据高罗佩称，三十年代在北京指点他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来鉴别古画的不是别人，正是福开森本人。
高罗佩鉴定书画的老师，不止泰西福开森一人，更有东瀛的长尾雨山（1864-1942）和河井荃庐（1871-1945）二位。长尾雨山是日本近代书道史上的头面人物，在二十世纪初来中国，为商务印书馆高层人士，与张元济、蒋维乔同事，结交吴昌硕，有很高的鉴赏家声誉，其在日本出版的《中国书画话》至今仍是收藏家和艺术史家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作。河井荃庐为吴昌硕弟子，与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郭沫若、潘天寿、傅抱石、丰子恺诸公为友，更是一专业收藏家和鉴定家，曾任日本财阀三井银行的老板的"掌眼"。他不仅名扬于东瀛，而且有声于海内，其于日本昭和十年出版的《支那南画大成》珂罗版，去年由上海朵云轩拍得高价，成为国内的一条新闻。
名师出高徒，此二书可视为姐妹篇，是高罗佩五十年代末鉴赏法眼的成熟期的心血之作。尤其是《中国绘画鉴赏》，洋洋达五百三十余页，久负盛名，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当时仅限印950本的罗马本原版——我手头所用为编号392本。此书极详细地研究书画的装裱和其中高明的作伪和乱真，同时又极详尽地研究从印章和题跋入手，识破作伪术的方法，有不少很精彩的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在今天借鉴和谈助。从当时与高氏在鉴赏方面经常切磋、等量齐观的三位朋友中——一位是战前做过武汉大学的校长和战后做过外交部部长的王世杰氏，他在重庆既与高氏是外交界的朋友，也是鉴定界的同好；另一位是曾任故宫博物院长十九年之久的北大考古学教授马衡；还有一位则就是众所周知的书法家沈尹默——也可以看得出高氏的道行深浅之一斑耳。
清代陆时化《书画说铃》一书，对当时的摹、临、仿、造四大作伪的手法，以及改、添、减、折配、割裂等伎俩，深有研究，与陆氏着《吴越所见书画录》之记录真品，相辅相成。高氏法眼，看中了《书画说铃》的反作伪价值，先在《中国绘画鉴赏》多引用，后索性作英文译注，用的是和高罗佩处理桂万荣《棠荫比事》和米海岳《砚史》一样的研究方法，即学术性详注加研究性导读。两书参读，有左右逢源之乐，读者诸君，不妨一试。
高罗佩既是公案小说家，又是中国古代的法律史研究家。他既是文物收藏家，同时也是艺术史家。他写狄公案小说，用英文译注《棠荫比事》；他研究艺术史和文物收藏，则着《<米芾砚史>》，它是一部加导读的英文译注。
宋人米芾（1051-1107）以书画名，为宋代四书家之一，与苏轼齐名，又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收藏家和鉴赏家，着有《书》、《画》、《砚》三史。我们知道，正是宋代，开创了以《博古图录》等为起点的文物考古的传统。就砚而言，有唐询《砚录》、欧阳修《砚谱》、高似孙《砚笺》等等，而以米氏的《砚史》，为这一传统的最杰出代表。《砚史》"记砚二十六种，辨瑞歙二石甚详"，不愧是宋人研究现在我们所谓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开源努力。历来的学者，盛赞其重要地位者颇多，然而研究者甚少。高氏斯作，为二十世纪的研究《砚史》的开拓之着，有推陈出新的发明。如今，中国的"物质文化"研究，渐成国际间的一门显学，如柯律格对明人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中涉及的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香茗的研究，最近就被誉为前沿性的著作，殊不知高罗佩氏近七十年前早开其端矣。
《米芾《<米芾砚史>》》与《秘戏图考》、《长臂猿考》、《琴道》等书题一样，均为高氏之自订汉名，不是后人的翻译。题其书名者，不是别人，乃是许世瑛。现代史上有两个许世瑛，一为安徽贵池人（1873-1964），民初任国务总理，后为驻日本大使。另一为浙江绍兴人（1910-1972）许寿裳长子，后来在台湾淡江大学做过中文系主任，亦即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所开的那张著名的书单的接受者。题《米海岳砚史考》书名者，是为前者。
高氏在《米海岳砚史考》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与其处理桂万荣《棠荫比事》、嵇康《琴赋》、陆时化《书画说铃》的方法一样，中西合璧，又旧又新。这种方法是，英译原文，加以详注，并冠导读。正像宋人赵彦卫认为，从唐人的传奇文中可以见"史笔、诗才、议论"，我们从英译中可以看出高罗佩对原文的诠释，详注中可以看出其功力决不亚于中国的传统学者，导读中则可以看出其融会国学与汉学的研究视野。同时，高罗佩旁及日本的米芾研究者和砚史研究者的成果，不仅包括有江户名书法家市川三亥（1777-1854）等前贤的著述在内，更涉及到二十世纪初的汤川元洋的《精华砚谱》和三十年代的饭岛茂的《砚墨新语》和井上清一的《洗砚录》等，难怪乎许公世瑛这样的雅士，会给予"宝贤良之美质，擅大雅之隆名"这样的高度评价。
很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康熙、乾隆帝都留意砚史，除了有皇家《西清砚谱》的修撰，更有高凤翰《砚史》、纪昀《阅微草堂砚谱》、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等等，一时间蔚成风气。民国人谈砚，承袭前清，高罗佩熟悉这一个传统，但不停留于这个传统，独于此时，上泝宋代，直入米芾，眼光之精到，令人心折耳。
更有趣的是，我们知道，高罗佩的汉学著作的初版地，散于全世界，有荷兰莱顿、日本东京、黎巴嫩贝鲁特市、意大利罗马等等，但这本《米海岳砚史考》却出版于中国之北京。
《长臂猿考》是高罗佩的最后之作，也可以说是一部最奇怪的汉学著作，它既不是动物学著作，也不是历史学著作，又不是文学著作。高罗佩自己也没有说，此书应如何归类，只是强调，这部书搜集了中国文学与艺术中有关猿的各种描绘，希望无论是东方学家，动物学家，还是爱动物的广大读者都能够参考。我认为，这其实是一部以猿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为研究半径的文化历史学名著，其学术开创上的意义，甚至超过了《秘戏图考》。
长臂猿，即gibbon，是最似人类的四大灵长类动物之一，其他三种chimpanzee，gorilla和orangutang在中文中都叫猩猩——chimpanzee称黑猩猩，gorilla称大猩猩，而orangutang干脆就称做猩猩。这四大灵长类都拥有高度的智慧，能够试直立行走，而无长尾。在牠们之中，唯长臂猿与黑猩猩能够长期和人类在一起生活，成为朋友。这不禁使我油然想起，九十年代末还健在的美国现代心理学名家Alan Grouse，长期豢养黑猩猩做实验，视之为子女的故事。而高罗佩氏在六十年代在东京之荷兰的大使官邸养猿听啼的雅趣，更是为不少人耳熟能详，津津乐道。
会背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人，也许很多都认为，中国古诗中的那些长臂猿，和猫狗一样，是全世界的人都喜欢的动物。高罗佩告诉我们，其实不然，长臂猿是主要分布在印度、缅甸、泰国、马来半岛、印度支那的全境和包括海南岛在内的中国西南部，而在十八世纪末的殖民主义之前，欧洲的图书中对长臂猿的记录和描写都很少，更谈不上了解和喜欢这种中国文化中的珍贵动物。即使在深受中国文化圈影响的朝鲜和日本，人们对猿的熟悉，也仅停留在纸面，其地并无长臂猿居住。中国，只有中国，才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到明末，发展出一种特有的猿文化。
中国文化中，"寿八百，好引其气"的猿与"沐而冠"的猴不同，其高下雅俗的区别，为众所知。古书中的猿，更不同于那"状獾"、"声似小儿啼"的猩猩和那"饮其血可以见鬼"的狒狒。牠和鹤一样，在中国文人的心中，是一种极高洁的象征。此风始自于中古。庾信《枯树赋》中的"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即为一例。此外，葛洪《抱朴子》中载："周穆王南征，一军皆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何等神奇，何等精彩，很能够说明问题。郦道元的《水经注》所谓："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更是展现出文人心中的高远境界。至于在唐人诗歌中和宋元绘画中之猿，更千姿百态，眼花缭乱，其中的意蕴，有待认真的整理。不仅子书和诗赋而已，在虚构叙事文中也如此。野史之《吴越春秋》中的白猿和处女的剑术故事，脍炙人口。唐人传奇文中之《补江总白猿传》和《孙恪》，影射深远。凡此种种，高罗佩之前，均乏人关注。
《长臂猿考》洋洋三篇，首篇研究从上古到汉代的猿文化，中篇研究从汉到唐的猿文化，下篇研究宋、元、明猿文化。此外，导言纵论动物学之猿与文化史之猿，相当渊博，而附录探讨日本长臂猿文化，触类旁通。我们只看高罗佩在东京家中所养之猿的照片中惟妙惟肖的表情，即可见沉浸的深度，不难理解其之所以能写出这一本奇书的原因了。
本专题对于高罗佩学术著作的文字，均引自陈珏《说不尽荷兰高罗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