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知方（1882-1939），原名芝芳，浙江绍兴人，祖上是藏书世家，不过至其父一代，已是家道衰落，仅有薄田数亩，靠摆书摊为生。沈年少时，就被父亲送到绍兴奎照楼书坊当学徒，1899年进上海广益书局，1900年入商务印书馆。学徒生涯，四处赶考卖书，让他熟悉了各地的书业行情，培养了浓厚的商业意识，积攒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他在商务供职，虽未见重用，却深得老板夏瑞芳赏识，着意笼络。据说，沈在商务经常不按时上班，同事既有闲言，股东亦有碎语，夏瑞芳时为他袒护，说他“才气宏阔”，一旦让其离去，日后必将成为商务之患。夏的预言不幸而言中。1912年，商务的劲敌中华书局创办成立，翌年，沈知方就被中华挖了墙角，委之以中华书局副局长的重要职务。在中华书局1913年4月20日股东会议上，局长陆费逵所作的报告中，有专门一段对他的评价：“沈芝芳（知方）君于营业颇有经验，既出商务印书馆，由本局延充副局长，到局已两月余，极称得力。”沈的“得力”，主要归之于他别出心裁地促成了各地有影响、有号召力的乡绅，与中华书局合资开设了众多分局，解决了中华书局草创伊始资金、人力不足，而要与商务竞争，开分局又势在必行的难题。这个办法，投资少，收效快，竞争能力强，确保了中华书局初始几年迅猛发展的需要，也奠定了中华与商务分庭抗礼的出版地位。 ；当1922年脱离了中华书局的沈知方，在其自行创办的世界书局，开始大张旗鼓地筹措中小学教科书出版时，此次如临大敌的，就不光只是商务印书馆了，同时紧张的还有中华书局。昔日的这两大冤家，此时由对手而联手，共同合资创办了国民书局，以低至成本以下的价格倾销教科书，试图挤掉世界书局，然而还是败下阵来。论质量，三家其实在仲伯之间，沈出奇制胜的招数，在于他另寻了一条销售教科书的新路子。商务、中华的教科书发行模式，是把分支机构开在全国大、中城市，而世界书局走得更远，把教科书销售网络的终端，延伸到商务、中华鞭长莫及的县城，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办法不是设分支机构，而是在全国各地设立特约经销处，外地书店在预先向世界书局交纳部分保证金后，便有权挂起“世界书局某地特约经销处”，甚至是“世界书局某地分店”的招牌，享受着某一特定区域内该社所有图书的营业独占，这样便极大调动了各地书店推销世界版教科图书的积极性。而对世界书局来说，完全不用总部派干部，不必花钱租赁房屋和装修，只需将一定数量书赊销给经销处，简便而易行。这是于社店双方均为有利的好办法，因而很快取得成功。

沈知方是发行教科书的奇才，更是出版畅销书的高手。他熟悉一般市民读者的阅读趣味，在捕捉畅销书题材方面，有着良好的嗅觉和过人的胆识。1920年代初、中期，正是鸳鸯蝴蝶派作品大行其道的当口，世界书局或是将旧小说加以整理，用新式标点排印后廉价发售；或是许以高额稿酬，将张恨水、不肖生（向恺然）等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作品“买断”，很是出版了一些影响面大、行销范围广的通俗性畅销书。另外，沈知方采用书刊互动的出版策略，在出书的同时又出版相关杂志。李涵秋和张云石主编的《快活》，严独鹤和施济群主编的《红杂志》，严独鹤和赵苕狂主编的《红玫瑰》，江红蕉主编的《家庭杂志》，施济群、程小青主编的《侦探世界》，均在世界书局的强大宣传攻势下，一时风行海内外。世界书局也因此成为当时最为主要的鸳鸯蝴蝶派出版阵地，获得了不少经济利益。

五四运动之后，提倡白话文学习一时酿成社会风气，沈知方迎合时代潮流，出版了许多文白对照的作文、尺牍等书，供人学习模仿，受到学生界的极大欢迎。而到了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期间，沈知方揣摩时局走势，特叮嘱世界书局位于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分局，就近搜集《全民政治问答》、《农民协会问答》等革命宣传小册子，分批寄到上海加工，然后以广州世界书局、广州共和书局等名义出版发行。当北伐战争在南方各省风起云涌，世界书局棋先一着大胆出版的这些革命小册子，也跟着在商业上饱尝到了胜利的果实。

上世纪20年代末，经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国人，已深感科学知识于现实人生的重要性。正当商务印书馆瞅准时机，忙着编印各种学科普及小丛书时，沈知方也看到了这种现实阅读需要，特约徐渭南主编了一套ABC丛书，前后共150余种，于1928年6月陆续出版。这套丛书早于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一年时间出版，以其学科范围综合、内容通俗浅显、作者阵容强大、适合读者需要，获得巨大商业成功。与此同时，世界书局也一改过去在读者心目中专出鸳鸯蝴蝶派书刊的低级书局形象。这正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跻身于教科书领域的世界书局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它后来出版的许多学术文化性书刊，均是其有意调整出版策略，提升自己出版形象的结果。那些通俗性小说之类，世界书局虽还在继续印制，但已悄然改用副牌——广文书局、普益书局等名称出版。世界书局只是名义上居于经销地位，以向社会表明自己是出版教科书的正派书商。

沈知方还是募集资金的能手。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说沈“有一种口吐莲花的募集股金的特殊手腕”。金城银行经理吴蕴斋、华侨领袖陈嘉庚等，都是世界书局早期的董事，商界、司法界中的不少要人，成为世界书局的大股东。沈知方还常拉作者入股，用书局股票向作者付酬。作者成为股东，年终有望分红，往往乐意接受；而对书局来说，既可省下一笔现金稿费支出，还可紧密与作者的关系，可谓两得其所。1930年左右，沈知芳发起组织成立世界商业储蓄银行，吸收社会游资，在用于书局需要之余，还以多出的存款，购置房地产，期望必要时，可以出售获利，或供押款周转。然而世事难料，后因时局动荡，房地产呆滞跌价，不赚反亏，连带地影响了世界书局的发展。对于失败，沈知方并不气馁，每到年终，世界书局同人与他这个总经理谈话时，总是听到他简洁而有力地说道：“明年从头再做起！”充分体现出他开疆拓土的出版家气魄。

在出版史上，我们应该记住沈知方这个人，不仅因为他创办了世界书局这个近现代出版史上第三大的书局，出书5000余种，对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还因为他的发行才干和商业禀赋，把更激烈的竞争带入了出版界，对提高整个书业的经营水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沈知方书业的一生，表现出淋漓的商人特性。他为了商业利润，也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如，曾和常州人许指严合谋，出版了许伪造的《石达开日记》，销路很好，手段却殊不足道。他也恃才傲物，不太瞧得起同行。但他与那些无行商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国难来临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个爱国出版人的可敬气节。1937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强占上海世界书局设在虹口大连湾路的总厂为军营，并威胁世界书局与他们合作。遭沈知方反对后，日伪于1938年11月在世界书局发行所制造了定时炸弹爆炸事件，导致书局职员一死一伤。1939年，沈知方病重之时立下遗嘱：“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命其后人不得与日伪妥协。同年9月11日，沈知方病逝于上海。

世界书局自1921年成立股份公司起，到1950年被政府接管止，在近30年的经营岁月里，走过了一段自初创幼稚，到发展兴盛，到保守艰难，最终混乱衰落的历程。它的消长成败，反映了近现代中国民营企业在竞争中锐意求生，又在纷扰时局中归于黯淡的命运。纵观世界书局的历程，按其主持人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下文将略述之。

世界书局的创始人沈知方（1882～1939），原名芝芳，浙江绍兴人，1897年16岁时在绍兴奎照楼书坊当学徒，1898年在余姚玉海楼书坊，1899年到上海进广益书局，1900年由夏粹芳招入商务印书馆，1901年改入乐群书局，因出教科书侵害商务版权，乐群被诉失败，1902年复入商务，担任营业职务。十几年学徒生涯的经验积累，使年轻的沈知方具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当时正值晚清大厦将倾、革命风雨呼之欲来之际，沈知方和陆费逵等人审时度势，与戴克敦、陈协恭等人私下组织编写新教材，并着手筹备中华书局。1912年元旦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华书局应运而生，发行新编的《中华教科书》，成为一时之盛。沈氏在中华出任副经理，主管营业和进货，后因用公款大量购纸投机失败，使中华书局陷入困境，加之当时建设厂房、添置设备耗资过大，以致资金周转不灵，至1917年濒于倒闭。沈知方因债务纠葛不得不离开中华，另谋生路。1917年，沈氏在上海重操旧业，以3000元资本在上海闸北义品里及福州路青莲阁茶馆对面弄内其昌旅馆租一房间，作为营业基地。所出版的图书，比较正规的，用广文书局名称；属于投机的，用世界书局或中国第一书局名称，因自己无门面，委托大东书局代为发行。后因用“世界”名称的书销路最好，故只用“世界”一名，不用另两个名称了。沈知方个人办的世界书局（包括用广文书局、中国第一书局之名出的书）在1917至1920年之间，营业逐年增加，资金不够运用，沈氏乃于1921年夏季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在福州路山东路西首怀远里内，并在怀远里口租得店面，漆成红色，号称红屋，颇受世人注目。其时该书局已出版书籍二百数十种（包括用广文书局、中国第一书局名称的），并经售其他书籍，用廉价赠品方法，大事宣传，一时营业鼎盛。1921年至1923年间，全局共有职工一百余人，并设所、印刷厂于闸北香山路及虬江路，又设分局于广州、北京、汉口、奉天等处。改组公司时资本为银币25000元，选出董事沈知方等五人，监察两人，其中一人是广益书局老板，其他均为纸号老板，可见沈氏在聚资方面是有其手腕的。业务负责人为总经理沈知方，下设营业部、信托部、会计部、分局事务部、门市部、批发部、函购部及所、印刷厂，各部门有专人负责，可谓规模初具。

1931年东北沦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世界书局的虹口大连湾路总厂因在日军控制区域内，总管理处、所暂迁福州路发行所内办公，印刷厂停工。国难当头，进步文化界人士为抗日御侮奋力疾呼，世界书局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31年，世界书局出版的《世界杂志》第2卷第5期上，登出马伯相所写《为日祸敬告国人》一文，号召共赴国难，抵抗暴日，并刊印了日寇侵略的照片，随后又出版了《日军侵略满蒙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等书，吹响了抗日御侮的号角。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8月上海地区抗战开始，世界书局总厂被日军占领作为军营，厂内财物损失巨大。大批教科书被没收，送回造纸厂回炉作原料；经史子集国学名著、小说名著等被劫往日本；书籍的金属品底版被熔作军火，其中如影印的《十三经注疏》、《铜版康熙字典》、《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等锌铜版被毁。沦陷期内，日伪找到已退居幕后的沈知方，要求沈知方合作，遭其断然拒绝，致为日伪所恨，1938年11月日军把定时炸弹携入当时公共租界福州路世界书局发行所内，炸弹爆炸，职员一死一伤。当时沈知方还在病中，遂预立遗嘱，有“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等句，体现了其民族气节，次年9月沈氏病逝。

这一时期世界书局的主持人是陆高谊。陆高谊生于1898年，浙江绍兴人，1924年毕业于之江大学中文系，曾任河南第一女子师范校长、之江大学附中校长。1933年入世界书局，先任总管理处秘书，后任经理，迨1934年沈知方辞去总经理职务后，陆高谊乃总揽全局。陆氏与沈知方原无渊源，之所以能进世界书局，是得了林汉达的介绍。林汉达与陆高谊是杭州之江大学同学，抗日战争前，林汉达任世界书局英文部主任和出版部主任等职。1933年间，沈知方原有秘书病故，要林汉达担任秘书职务。林汉达乃一介书生，长于写稿和教书，不愿搞行政工作，便将同学陆高谊推荐给沈。陆进世界书局后，先任总管理处秘书，很快体现了其行政管理和交际应酬之才，不久升任经理。

官僚资本入侵、日趋衰落阶段（1946～1949年）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正式投降，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历经战争磨难的中国人民希望争取和平、休养生息，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与中国共产党的合同，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从1946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以此为转折，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开始有了根本变化。

1945年7月，世界书局总经理陆高谊辞职离沪，由陆仲良代理。不久抗战期间退入内地形同虚设的旧董事会复员回沪，抗战期间在上海选出的董事会取消。旧董事会复选名单为董事张静江、杜月笙、钱新之、陆高谊、崔竹溪、李书华、陆仲良、陈和铣、胡天石、魏炳荣，监察人吴稚晖、李麟玉、齐云青。1946年1月起，李石曾为总经理，李鸿球为经理，几乎都是李石曾集团的人。李氏集团带来大量资本，股份约占全部股份的一半。李石曾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之职，抗战期间从事外事活动，1948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官僚资本的入侵，使世界书局最终走进一条死胡同，最后被人民接管。

世界书局创业之初，势单力薄，赚钱立足是其第一要旨，故最早一二年的出版物，多是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社会新闻报道、礼拜六派的哀情小说、武侠黑幕小说和迷信命运等书。随后又出版了一批文白对照的《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学生作文、尺牍范本、社会人士所用的公文程式等书，以适应五四运动后提倡白话文的需要，极为学生界所欢迎。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当时名人的传记，如《孙中山全传》、《模范军人冯玉祥》、《当代名人轶事》等，销路均佳，因借此起家。当时世界书局设的所，从1921年开始到1937年结束，以教科书和工具书为主，并辑注一些古书，而其他书都在局外组稿，其中以通俗小说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些通俗小说主要指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及武侠、侦探小说，其中一部分是将旧说部加以整理，用新式标点排印，硬面洋装，廉价发售；另一部分是特约撰写章回体的作家，如严独鹤、不肖生、施济群、江红蕉、王西神、程小青、李涵秋等，出版长篇小说，这其中如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落霞孤鹜》、《满江红》、《美人恩》）、不肖生的武侠小说（如《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程小青的侦探小说（如《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霍桑探案》）等，经竭力宣传，风行国内外，畅销多年。在出书的同时，世界书局也出版了大批定期刊物，以配合宣传，扩大影响。早期发行的，分别有严独鹤、张济群主编的《红杂志》（周刊），李涵秋主编的《快活》（旬刊），严独鹤、赵苕狂主编的《红玫瑰》（周刊），江红蕉主编的《家庭杂志》（月刊），张济群、程小青主编的《侦探世界》（半月刊）等五种。这五种刊物，都是深受小市民阶层喜爱的鸳鸯蝴蝶派刊物，除刊登短篇小说外，必有长篇小说二三种，每期连载，犹如连台本戏。长篇小说先在刊物上分期发表，刊完后又出单行本，这样互促互销，影响较远。就拿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来说吧，不仅为当年城镇青年男女所爱读，即如鲁迅先生，也每种购来寄给其母亲阅读[1]。

民国初年，教科书市场几为中华、商务所独占。沈知方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1924年，世界书局开始出版小学教科书。其时除广东已有孙中山的革命政权外，其他省区尚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出版教科书须送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审定，这在发行推销上才有号召力和合法性。世界书局为了易达审定的目的起见，请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仁源为教科书审订人，在教科书上刊用他的姓名，并获得当时北京教育界知名人士如马邻翼、黎锦熙等的赞助，所以向北洋政府教育部送审时，得到了许多方便。这是最早出版新学制教科书的事。由于世界书局出版教科书，改变了商务、中华两家垄断局面，成为三家竞争之势，从而使教科书内容不断有所革新，售价也比较低廉，这是当时教育界和社会公认的。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广东领导革命军酝酿发动北伐战争，世界书局鉴于大革命形势为全国人心所向，由广州分局搜集宣传性小册子，分批寄到上海加工后，用广州世界书局名义大量出版，如《全民政治问答》、《农民协会问答》、《不平等条约问答》、《三民主义浅说》等书，随着北伐军的进展，首先发行于南方各省。世界书局之所以在北伐军尚未到达长江流域和上海之前，即胆敢出版配合大革命的宣传书籍，一是沈知方的商人本性，觉得出这类书可名利双收；二是总机构在租界，可依赖租界作护符。北伐胜利后，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世界书局除改编小学教科书、增出初高中教科书外，并注重一般新书的出版。其中由徐蔚南主编的《ABC丛书》一百余种，有沈雁冰、杨贤江、陈望道、夏丏尊、洪深等进步作家撰稿，曾风行一时。其时沈雁冰、杨贤江因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而流亡日本，生活不能自持，世界书局由徐蔚南经手接受了两人书稿14种，解除了进步文化界人士一时之忧，被传为书坛佳话。这正是世界书局成长兴盛、蒸蒸日上的时期。

世界书局中期所出之书，以林汉达主编的英文文学读本最多，影响也最大。如《华文详注英文文学读本》、《世界近代英文名著集》两套，其中有金仲华注释的《安徒生童话选》、《漫琅兰斯科》等。另有林汉达等主编的《英汉汉英两用辞典》、《世界标准英汉辞典》等工具书较为畅销，这些都为西方文学的传入起了中介作用。抗战以前，世界书局出版了大量经史子集古书，影印的《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说文解字段注》、《资治通鉴》、《诸子集成》等，选用善本加圈点，或加校勘记，或加评述，变线装为平装普及本，大受欢迎。陆高谊还积极靠近一些进步文化人及民主人士，出版了《中学活用课本》一套、《新五四运动丛刊》数册，以及胡山源撰《明季忠义丛刊》五册，裴小楚主编《青年自学丛书》一套，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一套，孔另境主编《剧本丛刊》五集、苏信译《俄国名剧丛刊》一套、贺之才译《罗曼罗兰戏剧丛书》一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等。这些图书，或趋向进步，或灌输民族抗战意识，或虽是古典文艺而质量较好，这在抗战期间孤岛时期的上海，是有一定积极性的。在抗战期间，还有陈鹤琴主编的《拉丁化新文字图画课本》二十余册，林迭肯（林汉达的笔名）主编的《拉丁化新文字丛书》十余种，如《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国语拼音课本》及《连写字型注调分部国语拼音词汇》等，这些书是进步的，为中国文字改革提供了研究资料。　然而，世界书局毕竟是个民营企业，不论由谁主持，趋时附势、出书赚钱是其主旨，因而在其中期也出了一些不好的书，如墨索里尼、希特勒的传记等。当时国民党的一些政客为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对其所崇拜的清代曾国藩的著作汇编成《曾文正公全集》，几乎人手一编，世界书局印行此书，销路颇佳。此外，还出版过所谓《青年成功丛书》，灌输个人主义的人生哲学。又接受三青团所编的《蒋主席青年问题言论集》，为蒋介石反动思想张目，影响极坏。

世界书局后期共出书计292种，其中1946年72种，1947年57种，1948年109种，1949年54种，另外还有大量再版重印书。其中较为畅销的，有《英汉四用辞典》。该书在香港印刷，运到内地装订销售。之所以在香港印制，是因当时海关税则规定，进口纸张须征税，进口书籍和印刷图文而尚未订成书籍的书页则可免税。世界书局为减轻印制成本，于1947年冬，派员前往香港委托嘉华印刷公司印制《英汉四用辞典》一书，在1948年内印成数万部书页，运沪装订成书。此书当时极为畅销，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一些同行则储存此书作为避免伪币贬值损失的手段，世界书局赖此获利不少。1947年杨家骆主编的《四库全书学典》出版，该书乃《四库大辞典》的改编本，书前有李石曾所作英文序。该书第一次从整个世界整个知识体系来观察《四库全书》，将《四库全书》与18世纪法国狄德罗编撰的《百科全书》相提并论，在世界文化的宽宏背景上，对《四库全书》及其《总目》进行整理爬梳，为传播中华学术、加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该书在外国各大图书馆都有赠品收藏。1947年世界书局还出版了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3辑共27种，这是中国第一次较全面地译介莎翁的作品，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而朱生豪本人就是世界书局的职员，由于抗战，回老家从事翻译工作，靠世界书局按时支付的稿酬维持生活。当时敌伪统治区物价暴涨，区区稿酬难以维持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朱生豪不顾贫病的煎熬，直到病逝之前，始终专心一志，坚持译作，为世人留下莎剧译本31种，仅余历史剧6种未译。朱译莎剧，到1950年收集在《莎士比亚全集》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从那明白晓畅的文字中领略到翻译家朱生豪的风采。

世界书局后期还出版了一些质量较好的书，如毕修勺译的《左拉小说选集》，中华儿童教育社马客谈、李清悚主编的《少年科学文库》，李熙谋主编的《少年应用科学丛书》等。当时由世界出版协社[2]的《世界月刊》、《世界农村月刊》、《世界交通月刊》等，也交世界书局印刷发行，其中为《世界月刊》写稿的，有巴金、曹未风、沈尹默、赵景深、朱洗、傅抱石、谢冰心等在当时文化界有一定影响的人。

由于官僚资本的入侵，世界书局后期所出各书，不少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张目的。

世界书局先由沈知方个人经营，到1921年才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初期为赚钱计，以出版一些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社会新闻报道、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为主，在世人心目中没有什么地位。1924年出版教科书以后，社会影响和经济实力急剧增长，逐渐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之后第三大中国民营出版业。这里不妨从人力、财力、组织机构、生产设备、出版品种等方面略加比较。

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原是商务印书馆早期高级职员，辛亥革命时又与陆费逵合作创办中华书局，直到1917年脱离中华另立世界书局。沈知方由晚清旧式书店学徒的出身，转入新式书业，成为资本主义的出版家，离不开商务、中华对他的栽培和锻炼。就在1921年世界书局改组时，沈氏还先后挖用了不少商务、中华的职员以壮大自己的实力。这些人员大都在业务上有些长处，为草创伊始的世界书局立下了汗马之功。可以说，世界书局创立之初，上到总经理，下到各部门职员，都与商务、中华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世界书局的经营管理自然脱不了商务、中华两模式的影子。商务编译所职工工作时间为六小时，夏季高温时只工作上午四小时，中华、世界亦然；商务曾办补习班数期，造就书业人员不少，世界书局早期也曾招考练习生数次，约七八十人，亦大都成为书业骨干人员；世界书局上海一处三所（总务处、所、印刷所、发行所），内部编制所分部、科、股，大致与商务、中华相同。世界书局上海职工最多时有一千数百人，故被认为次于商务、中华两家居第三位。而以财力言，世界书局成立时，资本仅银币25万元，后来陆续增资，到抗战前为银币73万元，到抗战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畸形发展，游资充斥，世界书局乘机吸收社会游资，所发股票，可在交易所证券市场买卖，成为当时证券交易所文化业的热门股票，至1948年增资至伪币60亿元（有李石曾官僚资本加入）。这账面资本因股票价格下跌而不值钱，实际财产不如商务、中华两家之殷实雄厚。商务、中华亦曾增资数次，股票亦可买卖，但不如世界书局股票因有投机商操纵而容易买进卖出。

商务、中华、世界这三家都是股份有限公司，由股东会选举董事、监察人，再由董事会互选常务董事推定董事长，派定总经理，领导公司业务。设总管理处（前期称总务处）及所、印刷厂、上海发行所，下设各部科并附设其他机构，如函授学社等。世界书局有两个部门为同业所无，即读书储蓄部（后称同人存款部）和房地产部。在各省市设分支机构，世界书局先后开设分局有三十余处，苏州、杭州设过分所，但其分支机构不及商务、中华之多。

三家均自办印刷厂，商务、中华两厂，铅印、胶印凹凸版等设备齐全，中华厂经常承印国民党政府的钞票、债券等。世界书局的印刷厂则仅铅印部分比较齐全，抗日战争时期又损失严重，故生产实力不如前两家。

这三家是综合性书局，凡中小学教科书、专科、大学教本、参考书、工具书、课外读物、儿童读物、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外古今文艺名著、应用科学学术名著等，均有出版，并都出版若干种定期出版物。

世界书局早期多出版低级通俗图书，不为世人所重。后来力争上游，以商务、中华为竞争对象，如商务出版《四部丛刊》、中华出版《四部备要》、世界书局则出版《国学名著丛刊》，其中如影印《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说文解字段注》、《说文通训定声》、《四史》、《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以及《诸子集成》、《元曲选》，历代古人诗词专集等，精选善本，加上圈句，或加校勘记，或加评述，使卷帙浩繁的线装书，变成洋装普及本，便于翻检阅读和携带，并廉价发售，故颇受读者欢迎。该书局中期总经理陆高谊曾好有一比，商务、中华好比“全桌筵席”，世界书局好比是“点吃名菜”。郑振铎称赞世界书局这些中国古典图书，“价廉方便有用处”。

又如商务出版“万有文库”，世界则出“ABC丛书”，亦能风行一时。商务的《辞源》、中华的《辞海》，为读书界所必备，世界书局在苏州设立分所，聘请多人，编《辞林》一书，因抗战爆发致所分散而未编成。英文工具书，商务的《英汉模范辞典》为大中学生必备，世界书局出版《英汉四用辞典》亦受大中学生欢迎，并被贩卖同行作为保存币值而囤积。

早期的商务、中华，除售书外，凡学校用的东西，都有发售，例如笔墨簿册、体育用品、音乐用品、美术用品，以至生物标本、化学物理器皿等，设立专柜发售。世界书局上海发行所1932年也设有世界教育用品商店，曾独家经销德国雅士牌金笔、国产光华牌口琴等文具，并曾独家经销新加坡陈嘉庚公司橡胶制品的球类跑鞋等。

民国时期各民营书业，除自己正式店名外，还用各种副牌出书，以适应潮流，应付环境。如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上海尚处在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世界书局出版反对帝国主义，宣传国民革命的小册子，虽在上海印刷，而用广州共和书局、广州世界书局等名义出版，以防出事被查究时有所推托。当时商务曾用“新时代教育社”名义，中华曾用“新国民图书社”名义。世界书局前期还用广文书局、普益书局等名称印制通俗书籍，而用世界书局名义居于经销地位，以示自己是出版教科书的正派书商。

商务印书馆早年受盘日商修文印刷局，并雇佣日、美、德籍技师，世界书局早年受盘俄商西伯利亚印书馆的印刷设备，并留用俄人技师。在积极利用外商印刷技术、提高自身生产能力这一点上，中华书局比之商务印书馆，是相同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世界书局印刷厂地处东区大连湾路，厂房被日本海军占用。不久日方又威胁已退居幕后的沈知方，要沈与日方合作，沈氏坚决拒绝之。抗战期间世界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一样，都损失惨重，亦都不向日伪屈服，虽挫犹存，体现了民族气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发生在“世界书局”与“开明书店”之间的版权纠纷，曾轰动整个中国出版界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堪称同类案件中较著名的一例。因原告涉及著名的洋博士林语堂，相对当时闹得厉害的国内外几起学术抄袭腐败等事件， 70 年前的名人抄袭公案的解读变得颇有意义……

教科书是图书出版业销量巨大、利润丰厚的重要品种。出版商一般都不肯让教科书的编著者抽取版税，但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却曾有过一次例外、那就是周越热编的《模范英文读本》一书。

随着《模范英文读本》的销售量不断攀升，拿到了数十万元版税的周越热由穷书生摇身一变而为富家翁，建起了花园洋房，购置了大量古书，过起了优哉游哉的闲适生活。

周越热的迅速成功使不少人眼红，其中有一个人便是当时已经颇有名望的林语堂。

林语堂的英文功底十分深厚，国民大革命期间，他曾离开北大，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武汉国民政府垮台以后，除任大学教授等职务外，他也想另辟蹊径，像周越热那样编一部中学英语课本，做个有钱书生。

在北大教书期间，林语堂与鲁迅、孙伏园等人过从甚密。他深知孙伏园在出版界人缘较广，于是就着意托请孙伏园代他向出版商接洽。

当时，与孙伏园关系最熟的书店主要有两家，一是北新书局，一是开明书店。孙伏园先跟北新接洽，但未能成功。原因是林语堂要求签约后每月先预支 300 元版税，北新感到风险太大，没答应。

孙伏园转而与开明书店联系。那时开明资本不多，孙伏园也没抱太大希望。但一谈之下，开明书店的老板章锡琛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孙伏园和林语堂大喜过望。

1928 年，林语堂不负厚望，花费相当精力，很快就编写出了文从字顺、水平较高的《开明英文读本》。按照双方的协议，林语堂以 10 %的版税获取酬劳。

为促销，开明还特意请丰子恺配画插图增加活力，林语堂特允许从自己版税中拿出 2 %，给丰子恺作报酬。出版社还加重该书装帧设计。正是这些精心策划与努力，《开明英文读本》一经出版，全国各地的中学便纷纷争购，销路大畅，没用多长时间，几乎把《模范英文读本》的市场抢占一空。《开明英文读本》持续发行达二十多年，林语堂得到的版税数额总共高达 30 万元左右，被称为“版税大王”，开明书店也由不太出名的小小出版商一跃成为民国书刊界的巨头之一。

所谓暴利之下必有勇夫。

1930 年时，世界书局的老板沈知方见《开明英文读本》销售日益火爆，十分眼馋，想模仿一把分一杯羹。因此，沈知方谋划着请人仿照《开明英文读本》的样式和内容，编写一本同类读物。

当时的出版格局是，除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外，全国共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五大民营书店，其中开明力量最弱，规模最小。

不过，世界书局没有像开明书店那样不惜重金去聘请林语堂之流的名人学者来做这件事，而是请来了大学刚毕业的林汉达从事编写工作。该书编成后，定名为《标准英语读本》，公开向全国各地发售。

沈知方的所作所为，当然瞒不过竞争对手的眼睛。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与作者林语堂，一直都在密切注视着世界书局的一举一动，并在极力寻找最佳时机和方式进行攻击。

一向自视颇高的留洋博士林语堂，说什么也难以相信一个毛头小伙子居然有能力来操刀编写中学英文读物，来与他一争短长。因此，他特地找来一套《标准英语读本》细心阅读了一遍。不读则已，一读之后便大吃一惊——他诧异地发现，林汉达编的这个读本与自己所编之书竟然有多处类似甚至雷同，明显有“抄袭”之嫌！

事实上，《标准英语读本》不仅在形式上基本与《开明英文读本》相同，而且有不少课文都是从《开明英文读本》里照抄照搬上去的。

林语堂的怀疑证实后，马上就告诉了章锡琛，要他迅速与沈知方交涉，停止这种东施效颦的冒效行为。

于是，章锡琛等就将林语堂的意见转达给沈知方知晓，并向世界书局明确提出了停止出版、实行改编的要求。

但开明方面却没料到，沈知方根本不买他们的账。看到沈知方如此傲慢且不通情理，章锡琛感到极其愤怒。他不甘示弱，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章锡琛请开明的法律顾问袁希濂写信给世界书局，抗议侵犯了著作权，同时向世界书局提出严厉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停止发行《标准英语读本》，并赔偿损失”。

当这封抗议信送到沈知方的手里后，沈知方居然把这封律师信交给在这方面毫无经验的林汉达，要他个人去解决。事后证明这一行动十分失策，造成了双方争端的公开化。

林汉达非常为难，毕竟他刚走出大学校门没多久。就在他不知该怎样应付时，恰巧世界书局有个名义所长范云六与章锡琛共过事，范建议林汉达直接去找章谈谈。范还自告奋勇写了一封介绍信。

在信中，范云六除客套话外，还提及“敝局出用之《标准英语读本》与贵店《开明英文读本》有雷同之处”。说者无心看者有意，当林汉达拿着介绍信赶去拜会章锡琛时，章如获至宝，大为高兴。“雷同”两个字非常关键，这无异于世界书局已“不打自招”。这一点日后也成为世界书局被迫承认抄袭事实的有力证据之一。章锡琛不露声色地告诉林汉达：“你应去找作者林语堂，因为这封信是出自他的主张。只要林语堂同意和解，我和开明书店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为表示好意，章还专门写了一张条子。

心情放松的林汉达又急匆匆地去拜访林语堂。林一连去了三次，前两次没见着，只好留下一张名片，并在名片后面写下了几句话，表示“两次拜访，均未得晤面，甚为遗憾；那个课本，你认为哪几处应该修改，请告诉我，鄙人愿意接受并完全遵照执行。”

这一次，林汉达犯了和范云六同样的错误。林语堂立刻把那张名片送给章锡琛，这些留言也成为世界书局理亏的另一个证据。

当林语堂终于接见林汉达时，林汉达错把仅比自己大 5 岁的林语堂当作了“老前辈”，向他虚心请教，说自己对编教科书毫无经验，难免会出纰漏，如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请他指正等等。不料，这些虚心请教的话，以后也被林语堂拿来当作攻讦的话柄。

此后，章锡琛和林语堂经过一番商量，决定以他们手中已掌握的证据，公开向世界书局发动进攻。

开明书店迅速将范云六的信件与林汉达的留言以及林汉达与章锡琛、林语堂的谈话内容制作成照相锌板，编写了一则大幅广告，以《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抄袭冒效开明英文读本之铁证》作为标题，在上海各大报刊的醒目位置刊登出来。

面对开明书店强大的宣传压力，世界书局毫不退缩。沈知方决定“先下手为强”，一面请律师对遍登各报的开明书店广告宣传予以批驳，一面率先启动法律程序，向租界法院对开明书店提起诽谤罪的刑事诉讼。

为确保诉讼获胜，世界书局不惜以 3000 两银子的天价，重金聘请郑毓秀为自己一方的辩护律师。

世界书局高价聘请郑毓秀出马，并不只是看中她时为上海法学院院长的身份，而是这位女律师与操纵上海法官任免权的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王宠惠有着特殊而密切的关系。当时司法界曾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凡是郑毓秀经办的案件，只许胜诉，不许败诉。

第一次审理时，刚刚开庭差不多就已胜负立判。因承办法官一味偏袒原告，被告开明书店的律师袁希濂几乎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一审下来，袁希濂气得浑身直发抖，见到章锡琛便把皮包向桌上一扔，愤然说道：毫无把握，敬谢不敏！打了退堂鼓。

章锡琛着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但在关键时刻，他依然保持了清醒头脑。一方面，他继续在报刊上登载广告，加大宣传攻势，并与世界书局往复辩驳；另一方面，他准备越过上海司法当局，向审定所有教科书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求助。

同时，林语堂也被深深地卷了进去。在章锡琛的指示下，他将两个读本反复比较，把形式、内容类似或相同的页面撕下来粘贴在一起逐条列举、说明林汉达剽窃的铁证、指控世界书局确有严重的侵权行为。

随后章锡琛便把这些足以证明“世界”对“开明”抄袭、冒效的材料送交南京的教育部，请求其详加鉴定，保障林语堂的著作权和开明书店的版权利益。

那时候，林汉达所编的英语读本正处于由世界书局送请教育部审查的阶段，教育部里那些实际做审查工作的人，大多都认为《标准英语读本》确实比《开明英文读本》编得好。但当时林语堂已有一定名气，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亲信。所以教育部编审处对林语堂的要求自然不会掉以轻心。加上两书店都是名气较大的出版商，此事又早闹得满城风雨，故教育部编审处非常慎重。

为此，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频繁召开专门会议，反复讨论处理办法与方案。最终批准了开明的请求。蒋梦麟亲发批词，断定《标准英语读本》确有抄袭、冒效《开明英文读本》的地方，不予审定，并禁止发行。

这个批词寄到开明书店时，正是上海租界法院开庭宣判的前一天。书店上下均乐不可支，章锡琛更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欣喜若狂。当晚，开明书店马上将“世界书局英文教科书被教育部禁止发行”的这份部批文件，连夜制成照相锌版，做成大幅广告，迅速送各大报刊登出。

第二天广告发出之时，正好是法院开庭判决之日。法官本已拟好了判决书，准备判定开明书店诬枉世界书局抄袭冒效。然而，当法官在开庭前忽然看到了开明书店登出的广告时，不由大吃一惊，尴尬万分，立刻手忙脚乱地改写判决书。

但是，判决书的内容却仍然说，开明书店以前所登的广告有侮辱林汉达之处，故应按诽谤罪判罚款 30 元。

开明书店对这个判决当然不服，当即向法院声明要提起上诉，并继续以教育部批文为后盾，在全国各地报纸上大规模地刊登“开明英文读本何故被人抄袭冒效”的广告。

这样一来，那些已采用《标准英语读本》的学校，纷纷向世界书局退书。世界书局的根基因此被开明书店摧毁。被逼无路的世界书局经理沈知方，不得不通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刘大白出来调解。

最后的结果是：世界书局同意赔偿开明书店的损失，并把《标准英语读本》的纸型送交开明销毁；开明书店则同意不再登报攻讦世界书局。

争论过后，世界书局与开明书店的力量此消彼长，出版局面焕然一新。

林汉达遇挫不折，从逆境中奋发并写出了著名的历史通俗读本《上下五千年》、《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以及《向传统教育挑战》等著作。